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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創作原因研究

添加時間:2018/04/12 來源:《黨的文獻》2018年第1期 瀏覽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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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創作原因研究

王玉強
[摘要]研究《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創作原因,要以其創作時期的相關文獻為依據。這既包括劉少奇1939年7月8日、12日分兩次為馬列學院學員演講基礎上形成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和《黨內團結與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執行》,也包括《修養》大綱和《中國共產黨的產生與發展》大綱。解決黨內存在的與黨的“先鋒隊”性質不相符的問題,是劉少奇創作《修養》的總根源。具體原因則包括:黨內思想意識問題;政治路線問題;組織紀律問題;理論薄弱問題;黨內政治文化問題;黨內生活問題。作為“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教科書”,《修養》所指出的問題及其提供的解決方案,對于我們今天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文本依據;黨的建設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以下簡稱《修養》)這部1939年問世的經典著作,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理論,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重要影響。探求其創作原因,對于理解這部經典著作大有裨益。幾十年來,人們對《修養》的學習和研究雖多少涉及其創作原因,但未見專題研究,所以尚有深入研討的必要。
 
一、《修養》的創作發表與研討的文本依據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11月6日,會議討論通過劉少奇主持起草的《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等三個決定。會后,被任命為中原局書記的劉少奇,前往河南竹溝,籌建中原局。在駐足澠池期間,他撰寫了共產黨員修養報告大綱【參見《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4頁。】,并在豫西省委舉辦的干部培訓班上第一次作了報告。1939年3月,劉少奇回延安匯報工作。7月,馬列學院邀請劉少奇講課。劉少奇表示,他可以講講共產黨員的修養。
 
        1939年7月8日、12日,劉少奇分兩次為馬列學院學員演講“共產黨員的修養”。其中,7月8日講“緒論”和“黨員思想意識的修養”,7月12日講“黨內團結與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執行”。這次演講在延安反響熱烈。張聞天請劉少奇把演講稿整理出來,在《解放》周刊上發表。由于時間緊,劉少奇只整理完7月8日演講。毛澤東審閱了《解放》編輯送審的稿件,認為這篇文章“提倡正氣,反對邪氣”,寫得很好,很重要,應趕快發表。【參見《吳亮平文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366頁。】
 
        1939年8月20日至9月20日,《解放》周刊第81期、第82期、第83、84期合刊連載了劉少奇7月8日演講,題為《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1月7日,延安新華書店出版《修養》單行本。這個單行本與《解放》雜志版本基本相同,51000多字,包括第一章“緒論”四節、第二章“黨員思想意識的修養”六節。
 
        1949年和1962年,劉少奇兩次修訂《修養》,對1939年版作了較大改動。1980年劉少奇平反后,《修養》又依據1962年版訂正重印,這也是人們今天常常學習、研究的版本。
 
         1939年7月12日的演講,劉少奇只整理了一部分,生前沒有發表,直到1991年被收入《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一書而面世,題為《黨內團結與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執行》【參見《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169—205頁。】。
 
        從《修養》的創作、發表、初版、修訂再版的全過程來看,《解放》周刊所載《修養》和《劉少奇論黨的建設》所收《黨內團結與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執行》合并起來【因引用較多,出自這兩部文獻的引文,本文不再加注。】,就接近于劉少奇1939年演講時的內容原貌。這是本文研討《修養》創作原因的文本依據。
 
二、以兩份大綱為對象的考察
 
        在《修養》的創作過程中,除了《解放》周刊和《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發表的內容外,劉少奇寫于澠池的《修養》大綱和《中國共產黨的產生與發展》大綱,也是兩份不可忽視的文獻。
 
        《修養》大綱是《修養》創作過程中的第一篇重要文獻。大綱列有兩大問題:“共產黨員的修養”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幾個問題”。前者以確立和堅定共產主義理想為主題,擬論述“修養的基本條件”“共產主義事業是空前偉大空前艱苦的事業”“同志中對共產主義事業之偉大與困難的認識”“總結”四個問題。后者圍繞民主集中制,擬論述“黨的民主集中制之基本原則”“但常有同志提出條件”“兩個正面的事例”“幫助領導機關與領導機關民主的工作作風”四個問題。
 
經過比對,《解放》周刊發表的《修養》比上述大綱發生較大變化。首先在兩大問題之前,增加了“緒論”,著重闡明修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時,在“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并未局限于大綱所擬主題,而以“黨員思想意識修養”為中心,增加“錯誤思想意識舉例”“黨內錯誤思想意識的來源”以及“在政治上展開我們的思想”等,內容更加豐富,結構也有調整。此外,關于“民主集中制”問題的論述,結構和內容均有調整,增加了執行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等。這說明從撰寫大綱到發表的九個月時間里,劉少奇對修養問題的思考不斷深入、完善。
 
在撰寫《修養》大綱前后,劉少奇還寫了《中國共產黨的產生與發展》【參見《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65—68頁。】大綱。大綱分析了中國共產黨產生的國內外條件和過程,以及黨在大革命、秘密工作、蘇區、抗日戰爭等幾個時期的發展情況,總結了經驗教訓。這份大綱不但是劉少奇對于黨的歷史所作的初步但系統的總結,也蘊含著他對黨內諸多問題的深刻思考。它為創作《修養》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準備,這表現在《修養》中基于對黨的歷史和現狀的分析,援用大量實例,論述共產黨員修養諸問題。
 
三、以黨內問題為視角的考察
 
        客觀地說,《修養》的創作原因很多。但就其本身內容來看,它首先而且主要是針對黨內曾經或者仍然存在的諸多問題。這些問題是同黨的內在規定性相悖的。在《修養》創作時期,這個規定性就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49頁。】的性質,以及“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頁。】的自身建設任務。凡是不符合這個規定性的思想和行為,必然在黨內引起種種問題。這是劉少奇創作《修養》的總根源。
 
        《修養》主要針對以下六個具體問題:第一,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第二,黨內尤其是中央領導層在政治路線上的分歧;第三,違反民主集中制的現象,主要是破壞黨的團結統一、無視黨中央權威和毛澤東核心領導地位的錯誤言行;第四,理論薄弱;第五,違背共產主義精神和道德的歪風邪氣;第六,黨內生活尤其是黨內斗爭中的錯誤態度和行為。這六個問題,也可說是《修養》創作的具體原因。
 
(一)黨內思想意識問題:堅持思想建黨原則,肅清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永葆黨的先進性純潔性
 
        劉少奇創作《修養》,與黨員的隊伍狀況尤其是思想狀況密切相關。當時,為了適應抗戰形勢,黨的隊伍迅速擴大。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決定“大量的十百倍的發展黨員”【《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187頁。】。到1938年底,黨員數量從抗戰初期的4萬多人發展到50多萬人。【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07—508頁。】黨在迅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首先,新黨員絕大多數出身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他們入黨時缺乏必要的思想教育,尤其缺少系統的馬列主義教育。其次,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涌入黨內。部分地區經過“發展黨的突擊運動”,黨員成分復雜,有一部分黨員“實際上是同情者”,還有“許多普通抗日分子或黨的暫時同路人”,甚至有“混入黨內的異己分子(地主、富農、商人),投機分子,以及敵探奸細”。總之,“黨的組織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作用和黨的組織之鞏固程度大大受到損害”【《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8—219頁。】。為切實解決這個問題,中共中央于1939年8月作出《關于鞏固黨的決定》,重申思想建黨原則,指出“鞏固黨的中心一環,就是加強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階級教育與黨的教育”【《王稼祥選集》,第220頁。】。
 
         黨內思想意識方面存在的問題,促使劉少奇思考加強黨內思想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修養》分析了當時黨內的思想狀況,認為如果以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來測量,則“有一些黨員和干部,還不合于這些標準,還存在著各種各色的或多或少的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修養》用兩節篇幅,列舉六種黨內錯誤思想意識,主要是:入黨動機不純,較濃厚的個人主義與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識,自高自大、個人英雄主義、風頭主義、個人領袖欲望與虛榮心等,少數人有濃厚的剝削階級意識,官僚主義及缺乏共產主義的偉大氣魄和遠大眼光,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動搖性以及流氓無產階級、破產農民的破壞性等。這些思想意識,“或多或少的反映著社會中各種非無產階級的以至沒落的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有這些思想的人,“沒有清楚而確定的共產主義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不了解共產主義事業的偉大與艱苦,沒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因此,在轉折關頭,“他們中之某些人要發生一些動搖與變化”。更為嚴重的是,這些思想意識“有的時候就發展起來,系統的暴露在黨內各種原則問題上,重大的政治問題上和黨內斗爭中”,發展到高峰時,“甚至暫時的支配著黨的主要領導部分或重要領導部分”。
 
        《修養》貫徹1929年古田會議確立的思想建黨原則,使它在黨員個人修養方面具體化。《修養》強調,首先要加強黨員在思想意識上的鍛煉和修養,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世界觀和無產階級思想意識,“增進與保持我們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的純潔”,這是一切其他修養的基礎。共產黨員在思想意識上必須首先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基本的責任,“共產黨員,是有最偉大的理想,最偉大的奮斗目標,同時,還有最切實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實際工作”。而加強修養的目標,“就是要我們在基本上鍛煉成為一個忠誠而純潔的前進的模范黨員和干部”。“忠誠”“純潔”“前進”,深刻闡釋了共產黨員先進性純潔性這個黨的建設的永恒主題。
 
(二)政治路線問題:必須把思想鍛煉和修養的重心放在當時的政治斗爭和政治路線上來
 
        1939年版《修養》的第六部分,專論黨員在政治路線上的修養問題。這部分內容在1949年修訂時被刪掉,1962年修訂再版時亦未恢復(1980年根據1962年版重印)。1991年《劉少奇論黨的建設》首次發表了1939年7月12日演講所論政治路線的內容。這部分內容非常有價值,它極有可能是中國共產黨內第一次明確提出黨員在政治路線上的修養問題,反映了劉少奇對政治路線問題的深刻思考。這與當時黨內在政治路線上的爭論密切相關,是《修養》創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1935年12月,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已經系統解決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的政治路線問題。隨后,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論新階段》等著作中,多次論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48頁。】問題,指出:“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40頁。】“抗日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擴大和鞏固。而要達此目的,必須采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這是不可分離的三個環節,而以斗爭為達到團結一切抗日勢力的手段。”【《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45頁。】
 
        但是,毛澤東等關于政治路線的正確主張,受到王明等人的嚴重干擾。1937年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他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鼓吹“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提出一系列右傾錯誤主張:政治上,過分強調統一戰線中的聯合,干擾獨立自主原則的貫徹;軍事上,對黨領導的游擊戰爭的作用認識不足,不重視開展敵后根據地的斗爭。王明“不斷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說三道四”【《毛澤東傳》(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19頁。】,尤以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十二月會議)上的表現最甚。毛澤東后來說:“遵義會議以后,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中間也遭過波折。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會議的情形,如果繼續下去,那將怎么樣呢?”【《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頁。】王明的錯誤言行嚴重破壞黨的團結統一、行動一致,嚴重危及中央權威、政令暢通。所以,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嚴正指出:“團結的要點是政治上的一致。”【《毛澤東傳》(二),第523頁。】
 
        對王明的右傾錯誤主張,劉少奇始終堅決抵制。他立場堅定、態度鮮明地主張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爭取領導權,這表現在他撰寫的《抗日游擊戰爭中的若干基本問題》等著作中,表現在十二月會議上他頂著被王明點名批評的壓力而據理力爭的行動中,表現在他領導北方局、中原局,開辟華北、發展華中敵后抗戰新局面的斗爭中。
  
        針對黨內在政治路線問題上的爭論,《修養》強調:“政治斗爭是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是最完全最具體的表現在無產階級對于當時政治斗爭所采取的立場和態度之上,表現在對于當時政治斗爭所采取的方針和路線之上。”所以,劉少奇在7月8日演講中講完“思想意識修養”問題后,又特別論述“在政治上展開我們的思想”問題。7月12日演講再次論述政治路線問題。這兩次論述,深刻闡釋了政治路線對黨的決定意義,指出:政治路線是黨決定一切(包括組織任務、斗爭方式、干部政策、黨內關系等)的根據;“思想的統一,正確的一致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黨的團結統一的前提和首要條件。所以,黨“必須首先注意不要在政治上犯錯誤,尤其是路線上的錯誤”;黨員也“必須堅決站在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上進行斗爭”,這“才是品質兼優的共產黨員”。總之,“我們在思想上的鍛煉和修養,必須首先著重的為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進行斗爭”。
 
(三)組織紀律問題:必須絕對地無條件地執行民主集中制,堅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和中央權威
 
        《修養》重點論述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問題,主要針對歷史上尤其是當時黨內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的現象。尤其在抗戰初期,王明“把自己凌駕于中共中央之上”【《毛澤東傳》(二),第515頁。】,不尊重、不服從遵義會議確立的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央的領導。在1937年十二月會議期間,王明的錯誤主張和做法,使毛澤東受到“孤立”。【參見《毛澤東傳》(二),第513頁。】王明在武漢工作期間,置中共中央于不顧,不服從中央決定,公開發表同中央不一致的意見,擅自以中央或毛澤東名義發表文件,拒不遵守紀律等。直到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前后,共產國際明確以毛澤東為核心解決中共中央的統一領導問題【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下冊,第519頁。】,這種狀況才得到改變。劉少奇在為六屆六中全會起草黨規黨法的工作中,以民主集中制原則貫穿文件始終,就是針對王明嚴重違背組織原則和紀律、違反民主集中制的一系列錯誤做法而來的。而從思想的延續性和連貫性來看,更進一步地,這也成為劉少奇創作《修養》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在7月12日演講中,開門見山地指出:“現在來講:黨員在黨的組織和紀律方面的自我修養。題目或者可以叫做《黨內團結與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執行》。這,我也是就中國黨內某些現象來說的。”
 
         劉少奇在主持起草黨規黨法過程中對民主集中制問題的思考,為撰寫《修養》作了重要準備。1938年9月,他多次建議“黨內要制定一種黨規”,本著“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在組織上、黨規上保證黨的團結。【參見《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336頁。】這個建議得到毛澤東的支持。11月6日,六屆六中全會在聽取劉少奇所作關于黨規黨法的報告后,討論通過他主持起草的《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等三個決定。這三個決定和劉少奇報告,首次把民主集中制原則概括為“四個服從”:“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領導,是黨在組織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各級黨的委員會的委員必須無條件的執行,成為一切黨員與干部的模范”【《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59—60頁。】。這些文件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對全黨尤其是各級黨組織執行民主集中制、維護中央權威和黨的團結統一作了嚴格規定。這些思考和實踐,是《修養》的重要思想源頭。它表現為:劉少奇不但在提綱中把“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幾個問題”【《劉少奇論黨的建設》,72—74頁。】列為兩大問題之一,而且演講中常常根據黨規黨法的有關規定,批評在民主集中制問題上的錯誤觀點和行為。【參見《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180、188、201頁。】
 
        《修養》一一批駁黨內在民主集中制上的錯誤觀點,主要是四種“條件論”。針對“以政治上是否正確為條件”,指出:必須“使黨的組織與行動不因黨內一時的部分的政治上原則上意見的不同與爭論而發生分裂和瓦解的危險,所以必須有組織上的絕對服從”。針對“以工作和領導能力的強弱為條件”,指出:必須“服從組織,同時又積極推動組織前進”。針對“以黨內資格深淺及地位高低為條件”,指出:“不能容許在黨內有任何不服從組織與紀律的‘特殊人物’”。針對“以態度好否”,“有無成見等等為條件”,指出:“這是一種無原則的少數人的私人結合,這是黨內小組織的萌芽。”“這種少數人的團結,彼此互相照顧,而不以黨的利益與工作為中心,必然要妨害整個黨的團結和統一。這種情況發展起來,可以最大的妨害黨破壞黨。”
 
        《修養》站在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和中央權威的高度,深刻論述民主集中制問題,認為,“黨的中央及全黨對于中央的關系之正確與適當的建立,是團結全黨的中心關鍵”,強調全黨必須“絕對服從”中央統一領導、“無條件地”執行黨的決議和決定,“我們的黨員不能跟著任何人反中央,反國際,以及在基本上反黨”。所以,黨員必須加強組織紀律上的修養。一方面,“黨員必須絕對服從多數、組織、上級與中央”;另一方面,“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及其負責人也必須能夠正確執行民主集中制”。這兩方面有機結合,才能“達到黨內團結與統一的鞏固”。
 
(四)理論薄弱問題:必須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以馬列主義理論和方法指導思想意識修養
 
        在黨的歷史上,由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薄弱,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出現過種種錯誤、偏差,黨內斗爭發生過機械、過火、無情打擊的錯誤和偏向。劉少奇說:“中國黨有一個極大的弱點,這個弱點,就是黨在思想上的準備、理論上的修養是不夠的。”【《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頁。】在中國革命勝利時,他仍認為“各項工作做得很好,但理論工作卻是很薄弱的一環”【《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頁。】。
 
        在抗戰初期,“中國黨的馬克思主義的修養”“還說不到普遍與深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第650頁。】,理論上嚴重“營養不良”的情況比較普遍,甚至馬列學院的多數學員,“對馬列主義原理、黨的建設、共產黨人的基本要求等重大問題,大都朦朦朧朧、一知半解”【《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頁。】。理論薄弱不但使人難以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去認識和解決問題,而且容易受到“左”右傾錯誤思想的影響。王明就是一個典型,“當時他的一些觀點還并非完全沒有市場,有些人聽了他口若懸河的演講之后,還受到迷惑,認為他了不起,理論上有一套”【《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第11—12頁。】。然而有些人看不到這種危害,甚至認為,“堅定而純潔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立場,對于一個共產黨員之了解與掌握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是沒有關系的”。
 
        理論薄弱嚴重影響著黨擔負的民族解放和復興的歷史重任。所以,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強調“學習理論是勝利的條件”,號召全黨提高“馬克思主義的修養”,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行動指南”,進而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任務。【《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第650頁。】黨內理論薄弱的狀況和毛澤東的號召,是劉少奇撰寫《修養》的重要原因之一。
 
        《修養》專列一小節,論述馬列主義理論與黨員思想意識修養的關系。劉少奇認為,黨員要通過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建立共產主義世界觀,“如果沒有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我們的思想就要失去指導”。同時,必須把馬列主義作為行動指南而不是教條,堅決肅清“理論與實際的脫離”這個“最大禍害”,“站在馬列主義的堅定的立場,掌握馬列主義的方法,身體力行,活潑地去指導一切的革命斗爭”。他特別指出:共產黨員需要進行各方面修養,“首先要有馬列主義理論的修養,以及在實踐中運用這種理論的修養”。這個觀點從撰寫大綱、發表,直到后來修訂再版,始終沒有改變。1962年再版時,劉少奇甚至認為,初版對理論修養的闡述不夠充分,所以在“理論學習和思想意識修養是統一的”一節中,新增約3800字,是增補最多的部分。
 
(五)黨內政治文化問題:提倡正氣,反對邪氣,以共產主義精神和道德為導向,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
 
        毛澤東認為《修養》是“提倡正氣,反對邪氣”的好文章。這是對《修養》的中肯評價和積極回應。這為探討《修養》創作的原因提供了一個視角:以共產主義精神和道德為導向,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
 
        《修養》認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黨員產生并生活在中國社會中,然而社會中存在的“各種惡濁的東西”和“各種黑暗的落后的東西到黨內來”,使黨內存在一些歪風邪氣。《修養》列舉的黨內六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便是這些歪風邪氣的集中體現。那么,共產黨內應該有什么樣的政治文化?應該是以共產主義精神和道德為導向的政治文化。《修養》指出:“這種道德不是建筑在退化的、保護個人及少數剝削者的利益之基礎上,而是建筑在無產階級與最后解放全人類、拯救世界出于水火、建設幸福美麗的共產主義世界之利益的前進的基礎上。”共產主義精神和道德的要點有:“對于自己的兄弟有偉大的互助精神,牢固的團結精神,真正的平等精神”;“根本不承認任何人有任何特權”;“對自己嚴格,對同志寬大”;“有堅定的嚴格的原則立場,光明、正直而嚴肅的態度”;等等。《修養》指出:“這一些是現今社會中人類的正氣。共產黨就是表示人類正氣的。我們要發揚和提高這種正氣去克服一切的邪氣”,“逐漸清除社會中各種黑暗的落后的東西”,而“不同流合污被同化”。【《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72頁。】
 
        這種黨內政治文化,是由共產黨的性質決定的。一方面,共產黨是為共產主義奮斗的先進組織,不是“圖謀黨員私利的、狹義的、行會主義的小團體”,“除開無產階級與人類解放的利益外,共產黨就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另一方面,共產黨員是“有很好共產主義道德的無產階級的戰士”,“應該具有人類最偉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同時具有嚴格而清楚的黨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即黨性與階級性)”。在黨內提倡正氣、反對邪氣,就是要“拿共產主義的人生觀與世界觀,我們對于共產主義事業的了解,及黨員與黨的利益之正確關系的建立為標準,來測量我們的黨員和干部”。一個具有共產主義道德的黨員,應對一切同志、革命者、勞動人民表示忠誠熱愛,有嚴格立場、最勇敢,學習運用馬列主義理論和方法,最誠懇、坦白和愉快,以“黨的利益高于一切”為最高原則。
 
(六)黨內生活問題:必須使黨內生活走到正常的健全的境地,鞏固黨的團結和統一
 
        黨內生活問題的提出,源于歷史上黨內生活中許多不正常、不健康甚至錯誤的現象,主要是黨內斗爭的機械過火、懲辦主義等。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左”傾思想在中央占據領導的情況下,由于在工人運動、白區工作上堅持正確主張,劉少奇曾被冠以“右傾機會主義者”之名,橫遭批評和打擊。這使他得到“黨內兩條戰線斗爭的鍛煉和修養”,也促使他深入思考黨內生活問題。這在《修養》中有所體現。
 
        《修養》大綱明確提出,必須在組織內部開展“嚴格的團體生活”【《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72頁。】。一方面,“黨內斗爭,是整個革命斗爭中不可缺少的必要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黨內無原則的糾紛,我們是在根本上反對的。黨也是在根本上禁止的”。他尖銳批評黨內生活中曾經發生和仍然存在的不正常、不健康的現象,尤其是幾種錯誤態度。例如,“幸災樂禍”“落井下石”;黨內自由主義,尤以“兩面三刀”“非驢非馬”為甚;“無情打擊”“殘酷斗爭”的“懲辦主義”;等等。此外,他還批評領導機關及其負責人在黨內生活中的錯誤思想和做法。例如,不服從決議和黨內紀律、條規,不允許黨員提出任何不同意見,不允許黨員批評領導機關及領導人,干涉下級組織對具體問題的處理等。
 
        怎樣正確開展正常、健康、嚴格的黨內生活?《修養》提出,必須正確執行民主集中制。一方面,所有黨員必須絕對執行民主集中制,絕對服從組織、上級和中央。另一方面,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及其負責人必須正確執行民主集中制,“要采用盡可能的方式去實現黨內的民主生活,要有充分民主的工作精神”。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才能“使黨內生活走到正常的健全的境地,鞏固黨內的團結和統一”。
 
四、小結
 
        從上述分析可見,一部經典文獻的產生,固然有偶然因素,但也孕育于歷史的必然之中。它既同創作者的個人經歷、實踐經驗、理論思考密切相關,也與時代背景、面臨問題、現實要求緊密相連。而文獻所針對的問題,始終是其創作的根本原因。
 
        《修養》這部經典文獻,被人們稱為“黨的入門教科書”【《緬懷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頁。】和“深入共產黨員之心的書”【《緬懷劉少奇》,第290頁。】。習近平高度評價《修養》是“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教科書”【《人民日報》2015年7月9日。】。它所指出、針對的問題及其提供的解決方案,對于我們今天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本文作者:王玉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100017)
 
(責任編輯:杜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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